如果时空倒置，把潘洗尘放到民国时代，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人生呢？左思右想，
我还是无法把他和诗歌联系到一起，想象不出来荒蛮之地怎会有风花雪夜的情趣，倒是一个识文断字、
杀富济贫的土匪形象，反复出现于我的脑海里。
1983年9月底，潘洗尘等人抵达长春，在吉林大学我们围绕大学生诗歌做过激烈的恳谈。那时，
学院诗风靡大江南北，云南有于坚、彭国梁，甘肃有封新成、菲可，北京有程宝林、杨榴红，上海有
宋琳、许德民、张小波、安徽有简宁、钱叶用，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当时的哈尔滨和长春
无疑是东北的诗歌重镇。与我们这群莘莘学子相比，潘洗尘充分展现了东北特有的豪迈和匪气，大有
舍我其谁的气概。那是一个精神传承但又目中无人的时代。潘洗尘恰好在此时初出茅庐，在并没有真
正理解诗的真谛就成为了诗人，其锋芒和张力瞬间膨胀到最大。潘洗尘的名字迅速扩散，远远超过他
的作品本身，成为大学生诗歌摇旗呐喊的重要人物。
1985年，我被派往上海工作。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去华东师大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傅亮和陈
鸣华异常兴奋地告诉我，东北来的著名青年诗人潘洗尘抵沪，并将莅临今晚的诗会。洗尘进入会场，
脚步沉稳，气宇轩昂，迅即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他用低沉的声音宣告：我是黄河的儿子！
经久不息的掌声淹没了他哽噎的声音。那是多么可爱的诗的年代呵！诗是独特的灵语，会让你迅速在
陌生的人群里找到同类，在同类中找到回应。
在北京，我有幸多次接待过潘洗尘，并聆听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实在地说，他的表达语言胜过
他的诗歌语言，即便《六月，我们看海去》被选入语文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唱，我却认为洗尘对于
诗歌的贡献，活动远远大于作品。《大学生诗坛》的创刊，《多梦时节》的出版，乃至一些诗歌刊物
的栏目，潘洗尘极尽其煽动和鼓动，不断地推陈出新，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界，可算是殚精竭力，鞠
躬尽瘁了。诗的高低优劣，本来没有公认的尺度，角度和立场不同，诗的认知和评价全然相迥。洗尘
并不多产，但他明显烙着时代色彩的作品，会让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有着某种共鸣和久远的回忆。
潘洗尘以他风风火火的性格勇闯诗坛，就像彪汉进入拳击场，虽然力量十足，但技巧和规则的
差异，让他最终扔掉拳击手套，离开诗歌的竞技圈。也许是自身的局限，也许是热情之火化为灰烬，
也许是诗歌已无法承载他的思想，等我从日本留学回来，再见阔别多年的潘洗尘时，已是1999年底了。
他坐在昆仑饭店大堂的咖啡店里，完全褪去了诗人的火热外表，内敛且深沉，只是相见时惊诧的瞬间，
我还能认出那个走南闯北布道诗魂的微笑。商道上，潘总完全理解了感恩和惜福的人生含义，似乎运
筹帷幄，但我懒得与他沟通，因为支出和应收帐款，以及人脉、资源、客户、市场、需求等等并不让
人特别的快乐。
无论潘洗尘经商有多么成功，他与生俱来的草根性比任何光环更为可爱。只是这位被我想象为
土匪的人，现在增添了不少小布尔乔亚的情调。比如喜欢出入欧美风情的餐厅，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
里附庸风雅，对杰尼亚、范思哲、阿玛尼情有独钟……生活改变着我们，特别是在嬗变的年代里，有
时会发现某些美好的梦想已不存在。或者说，我们接近梦想时自己变得面目全非。
在新人叠出、派别丛生的诗界里，往昔的诗魂似乎有复苏的迹象，要不然潘洗尘怎么会收拢旧
作，再现诗坛呢？在中国诗坛上，争夺功利、地位、名份和荣誉是相当时尚的事情，不过角逐于此的
有些人大可不必担心，潘洗尘不会重新兴风作浪，他只是秉承生命的热爱，本能地出演过去的一个角
色。
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时代生命的反衬，但现今中国却很难让我们有持久的信心。诗界是多么的孱
弱，良知、公正、客观的诗评家踪影难寻，抢夺话语权、塑造大师形象，更是某些诗人自恋的游戏，
难怪诗人的称谓在人群中已经相当贬值。潘洗尘并不能代表1980年代，但他让我想起那个时代，那是
一个永不复返的诗潮激荡的年代。
2005年1月31日凌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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