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某个夏日，九岁的我一个人从9公里外的小日本堂屯一路玩儿向县城肇源，在姑姑工作的国营饭
店的后厨房狼吞虎咽了一盘饺子后，又用光了爷爷给的两元钱买了十来本的小人书，等一路再玩儿回家的
时候已是夕阳西下。那是我一生中徒步走过的最远的一段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天很蓝、那时
的草很深、那时的蝈蝈很多、叫声也很美。

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回味一生也怀念一生的日子，我经常在城市深处夜深人静时梦回到那一天。

那时，我甚至认为全世界只有我住的小村子、县城肇源、首都北京和美国，世界上一共有三个最大的官儿，
分别是毛主席、县委书记万力（他来过我们村）和大队书记杨守清（我小学同学的爸爸）。

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很受歧视，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
诗歌，我当时所能拥有的最遥不可及的理想是去县城当个工人，不用干农活，还可以挣现钱，吃供应粮（
不用挨饿）。

我的爸爸是村里人缘最好的人，当过铁匠、木匠，大约一共有十几个徒弟，几乎村里每个人家办喜事用的
柜子和办丧事用的棺木都是爸爸亲手做的。那时家里很穷很穷，但贤惠的妈妈还是每天能让爸爸喝上一二
两白酒，现在想起来真不容易，就在那种困境下，爸妈不仅养大了我们兄妹四人，还同时养大了我的三个
舅舅，并一一帮他们娶上了媳妇，成了家。我记得那时一年到尾只能吃三四顿细粮，做一件新衣服，当然
爸爸妈妈就更少了。到1982年秋天我坐在解放牌卡车的后箱里去省城读大学时，家里已为供养我在县城上
完中学一共欠下了几千元外债，我的大妹妹当时学习不比我差，但为了让我读完高中，她初中没念完就辍
学了。为了让我完成学业，爸妈几乎得罪了全村的好心人，记得每当村里人劝爸妈让我别再念书回乡务农
时，老实巴交的爸爸总是只有一句话：孩子只要愿意念书，他想念到多大我就供到多大。

在我的家族中，惟一能读一点我的诗歌的人是我的爷爷，六十年代末期我刚懂事时，我经常看见村里的乡
亲们当街游斗他，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乡亲们为什么那样欺负善良的总是笑脸向人的爷爷，而爷爷却一
言不发，等我长大了才明白那是因为爷爷的成分不好，所以每次运动他都被当做那些“大坏蛋”在我们村
的同党，算起来他的“同伙”真的很多，从彭德怀、刘少奇一直到林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爷爷去世，
他留下的惟一的遗物是一只紧锁的小木箱，那里面装着的惟一的东西是已页面多处破损的我的第一本诗集，
以及一小沓我在不同时期的名片。写到此，我突然想起爷爷的名字---潘润泽，一个很书香门第的名字，
但爷爷的真正身世整个家族却谁也说不清，据说是爷爷一直守口如瓶。我只知道，在那样连活下来都需要
勇气的日子里，他老人家竟在乡下，含辛茹苦地在七个儿女中培养出了一个城里的中学校长和一个城里的
小学校长。

我是1980年在肇源三中读高一时开始接触现代诗歌的，这之前几乎自己填过所有的词牌，我最初是从《诗
刊》上读到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不满》，以及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滨、王小妮、徐
敬亚、杨牧、孙武军、张学梦、叶延滨等的作品，我当时怎么也不敢想，若干年后，他（她）们当中的大
部分人都成为我很好的朋友。

1983年，我大一的下半年正式发表自己的第一首诗《六月我们看海去》，十年后的1993年我三十岁生日那
天，已弃文经商的我竟一口气写完了一组以怀念家乡及亲人为题材的作品，其中的一首《饮九月初九的酒》
和我的处女作《六月，我们看海去》后来还有幸被先后编入了统编高中语文课本。

之所以说这么多，我是想告诉家乡的诗友们，我的个人经历有许多和大家都是重叠的，而我后来的大部分
写作经验也都来自那段经历，仅这本《肇源新诗选》里就有很多我认为比我还有才华的作者，他们当中，
我的初中同学张锐在和我一起读书时就显露出了远比我要优秀得多的写作才能，我只不过是运气更好些罢
了。

捧读这本《肇源新诗选》，就像游子捧着家乡油油的黑土，就像捧着自己总是魂牵梦绕的童年记忆，朴实
无华，却不乏诗性与灵性，而我，则深深地为能让自己诗歌的麦穗与它们生长在一块麦田里而欣慰和自豪。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的诗歌将会和我的骨灰一起，伴着我的灵魂在那片麦田里安眠。

（2003年·选自《肇源新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