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90年的夏天,和当时的深圳的夜晚一样百无聊懒的我接到了妻远从哈尔滨的来信,我正是从那迭厚厚的来信里第一次读到了李轻松的诗句。我想,从未迷恋过诗歌的妻子能从《诗歌报》上把一组长长的《垂落之姿》抄寄给我,显然是陌生的李轻松早已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了她……此后十年,我一直沉迷商海,漂泊四季,生命之轻已轻到负不起诗行的程度,唯独李轻松的《垂落之姿》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素未谋面的李轻松嘱我为其新选集写点东西并寄来厚厚的书稿时,我仍在长达月余的时间里顽固地无视其它百多首也许远比《垂落之姿》更沉重更绚烂的诗行,独自为《垂落之姿》、为“在我被别的婚姻劫持的时候,请救我一命”这样极具杀伤力的诗句而一次次颤栗、情动和神伤。
我想,一个人的一生中确会有许多的记忆是深刻和或致命的,但属于诗行刻下的深刻或致命的记忆则一定是有限的(即便是诗人),在我由于有限的阅历造成的更加有限的诗歌的记忆中,三十年代的《再别康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八十年代的《还乡》、《宣告》、《结局或开始》、《雪白的墙》都曾给我留下过切肤般的印迹,这之后,恐怕就只有《垂落之姿》了,为了追忆先人的悟觉,我曾满怀着亲切的浪漫主义情愫探访剑桥,泛舟剑河。而我只所以对北岛、舒婷们所构建的世界始终一往情深,恐怕是由于我内心一直无法摆脱的“八十年代情结”(杨牧语)。在此,我无意将李轻松及其《垂落之姿》与先人、大师们去共同结构成完整的或片面的历史,而是只谈某个历史时期某些具体的诗人或诗作留给一个更加具体的“我”的记忆,只所以这样说是我实在不想由于自己对《垂落之姿》的过份垂青而招至整个九十年代那些也许远比李轻松及其《垂落之姿》更加绚丽的诗人们的反感。
但是无论如何,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评论界对李轻松及其《垂落之姿》或者是李轻松整体创作的漠视是让人无法原谅的,这也许是近历史都承受不起的遗憾,我无法想象与那些得到过太多溢美的平庸或是垃圾般的诗作相比,李轻松的创作所受到的漠视是幸还是不幸。
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李轻松本身,回到李轻松对自己生命的深爱与深恶,回到李轻松内心深处那些美丽的破碎和破碎的美丽,回到李轻松对自身最丑陋部分的报复和对自由部分的纵容,回到李轻松那由固执的血型、容颜、欲望和一贯的前伐所构建的暗红的悲剧宿命,回到李轻松那种生而死、爱而灰、美而丑的盲目、放任和某种自毁,回到李轻松那些无以自持的致命的诗行……
李轻松,你动人的也是致命的诗行会把你带向远方或远方以远,你动人的或是致命的诗行已经把你带向远方或远方以远。
由于太珍视李轻松诗歌长久以来所带给我内心的震憾,一时竟无从下笔也不忍下笔去敲击这些诗行,也许,真的再多再透彻的评析都无法与李轻松的诗本身相比,我想自私地珍藏起自己对李轻松诗歌的这份无以言表的感觉。加之自己确实受精力与能力所限,(这样说也许有些投机取巧),所以未及与轻松沟通便请出了我十分敬重的友人、《诗林》主编范震飚先生,嘱他为轻松的这本沉甸甸的新选集多谈一些读后的感想,从而完成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序文。
而我的这篇小引文,则应置于《后记》之后,以做为我和轻松、万琦虽然素未谋面但可谓友谊笃深的纪念。